为什么要强调改变思维呢？我在《改变思维》的书中有提到，这和我的一个梦想有关。三十五年前我应该是考文科的，但在考试前三个月变了，我考了理工科。结果在理工科一下子走了那么多年, 改变了人生经历，在体验了人文和理工不同的思维转换后，仍然梦想为科学的人文作点贡献。

历史总是会有很多相似之处，《双城记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 这是最坏的时代。”面对当今社会的状况以及世界的变化，你可能会有所感慨，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写出这么好的书了，“这是智慧的时代，这是愚蠢的时代；这是信仰的时期，这是怀疑的时期；这是光明的季节， 这是黑暗的季节”。我们今天处于这么一个时期，我们已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温室大棚农业，可我们常常担心食品安全；我们拥有全世界最现代、最大的高铁系统，可对经常发生的大面积雾霾手足无措……

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有很多挂在墙上又或是放在地上的墓碑，其中有达尔文、牛顿的，还有很多其他人的。其中有个无名的墓碑非常有名，有人说是圣公会主教的墓碑，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年轻的我，梦想改变世界。成熟后，发现我不能够改变世界，于是缩短目光，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。暮年后，发现我不能够改变国家，最后的愿望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。但，这也不可能。当躺在床上，行将就木，突然意识到：如果一开始仅去改变自己，然后作为榜样，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，进而在家人的帮助下，为国家做些事情，甚至可能最终改变世界！”据说这个碑文对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起到了很大的触动作用。他反对种族隔离，反对暴力斗争，被关在牢狱中二十七年，放出来后，成为新时代南非的开国总统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要撬起世界，支点不是地球、国家、民族，也不是别人，最佳支点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心灵。那么要做到这点，要想改变世界，就要先从改变自己做起，而改变自己，改变心灵，首先要从改变思维开始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社会还是个人，才有可能真正地感悟幸福。

我们现在很多人幸福感低，社会上坏的东西比较多，和思维上的问题其实是密切相关的。我们在这里辨析一下，什么是思维（thinking）？思维是思考的过程和方法, 重在自由；什么是思想（thought）？ 思想是思考的结果和论断，重在多样。康德的墓志铭上是这样写的：“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，而是给予思维。”大概在知识贫乏的四百多年前，培根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：“知识就是力量！”我是这样认为的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原动力，我们现在处在知识爆炸而人们无所适从的互联网时代，思维才是力量！

那我是怎样思考这些问题的呢？第一，其实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不同的思维方式。比如说像我失去了学文科的机会，也就不大可能再从人文的角度来谈问题了，只能从我熟悉的角度看问题；第二，对我而言，思考的可靠工具不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而是科学技术。今天的科学技术， 和三百年前或是五百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科学现在是强势文化，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作用。而一般的文化，只有精神这一种作用，但科学有这两种作用，并且科学技术一直颠覆性地改变着文明、社会的进程。所以我们说，发现是自然规律的外露，发明是自然规律的极端应用。

如果以这个作为思考的切入口，需先确定一下我们目前的参照坐标是什么。从主流、趋势和前沿角度看，目前世界正处在科学时代、民主时代、法治时代、生态时代。身处这样的时代，我们正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形势呢？

二○○九年，有人公布了一份未来十年的巨大挑战。我不一一叙述了，里面从腐败讲到主流价值观的边缘化。二○一二年，中央党校的《学习时报》提到“中国现在正处于三千年来未有的时代关口”。但人们看到这些以后很喜欢习惯性地回答面临的紧迫问题，而对这些问题的匆忙回答，都可叫作条件反射。我本人是不赞成这样的，不加思考地回答问题就会失之偏颇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需要理清深刻的历史背景，这样才可能会水到渠成。我们古人早说过，不谋万世者，不足谋一世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

既然要谈思维和精神，那就一定要谈谈一个人的大脑，那么大脑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智商。不管哪家机构调研，都会得出类似的一张全球智商地图。以中华为主体的东亚智商是最高的，欧洲智商最高的是以色列，美国平均智商是九十，白人一百，黑人八十。中国人一般是在一百零五左右。有人问，智商的差异是不是脑容量的差异呢？白人的脑容量确实比黑人多五个立方英寸。而东亚人，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，要比白人多一个立方英寸。当然这是带有种族主义观点的，我本人不大赞成这一观点，所以我就举个反例—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脑容量大吗？据大量研究， 很多著名的人物，他们的脑容量并没有比一般人大，所以这个立论本身就是可疑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东亚人的智商是最高的呢？因为在东亚，早年流行的文字都是中国的象形文字。到现在象形文字还具有流传作用的，就只有汉语了。我个人是这样假设的：导致中华民族高智商的原因是中华语言文字特有的象形文字、汉语音调、中华菜肴。通常的语言逻辑、形式逻辑体现在左脑，但图像、音乐体现在右脑，所以，中华语言文字应该不仅仅作用于左脑，更重要的是应该作用于右脑。

人三岁右脑开始发达，十二岁后让位于左脑，右脑的容量是左脑的一百万倍。类比于电脑，图像占存的空间是最大的，如果你不用右脑的话，就是浪费了。就好比说你买一台电脑，它内存有500G，400G?是给你装图像的，100G?是用来数型计算的，结果你只用100G，还有400G?就浪费了。我们的象形文字，是象形比拟、书画一家、九州相同的。汉语的音调有四声变化，因地异调，和而不同。可能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理解，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会有感受的。我一个外国朋友，很喜欢听中国人讲话，我说你又听不懂，他说，我在听，觉得你们说话像唱歌，变来变去和音乐一模一样。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开始关注语言本身音乐的特色。此外，五千年的创造，也是多样、艺术个性化的中华菜肴，为高智商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中华民族是高智商的民族，数度文明领先，但发展过程中三次失速。我们来看中国与西欧GDP人均水平比较的图（图1），这里有几个时间节点，这几个点上，我们是开始出现问题的。三次失速的时间点分别大约是一三○○年左右、一八○○年左右及一九○○年左右。这几个点说明了什么问题？它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以前很富裕，但物质丰富代替不了精神升华，而精神萎靡和思维僵化必然带来后日的饥荒。再看一八○○年左右，中国文明，以前一直是被别人所崇拜的，但是后来开始慢慢被别人所鄙视。一八○○年前，欧洲贵族以拥有一片丝绸和陶瓷、看到来自中国的书为荣耀。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罗斯福在《赞奋斗不息》的演说中说：“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，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，自满自足，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，渐渐地腐败堕落……”中国以前一直是领先的，但到了一八○○年开始落后。难道说聪慧童年、迟钝后天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命运？

图1 中国与西欧GDP 人均水平比较的图

（单位：美元；选自[ 英] 安格斯·麦迪森著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）

这里分享个故事，一九六五年，我国发现两千年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之剑，无锈锋利光泽如昔。我在博物馆看到的时候非常震撼。它表面所有的纹路都不是刻出来的，是自然形成的。而这个专利技术，德国是在一九三七年、美国是在一九五○年才有的。而我们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做到了， 是使用淬火完成铸造的。既然中国人这么聪明，那应该有很多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。但事实是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七十六名为德国人，占二十世纪初期的三分之一。一九八五年至二○○五年间，获得诺贝尔奖的有三百二十名美国人，占此期间的百分之六十。其中还有十九名日本人，三名印度人。但是中国在科学领域呢？

因此，我们需要由近而远，清察文明基因的遗传，我们只有通过还原历史的真相，回顾自省，最后才能建立自觉自信。我们的祖先孔子就强调过要温故而知新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说，理解今天需要寻找昨天。所以，我整个的理解是这样的：抛开传统的基于权力的论述，从思维变化的角度，希望可以有人尝试与我们一起重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，激活沉默的文明基因，创造辉煌的未来。

当然光看历史还不行，我们还需要看看未来。我们现在是一个物质丰富、信息爆炸、科学技术进步的年代，即将进入脑科学的时代。而在大脑当中，思维和精神起着重要的作用。而调控文明前进的脚步，决定我们未来成败的，也是决定文明、国家、民族、个人竞争成败的焦点的，就是大脑的使用和大脑的潜能发挥。

【本系列文章系作者2013年3月30日在新华·知本读书会所作演讲。录音整理：吴妍、达醴。】